夏天炎炎，又到了西瓜的季节。但你知道吗，这看似中国土生土长的水果，其实来自异域他乡，从名字中的“西”字，便可窥见一二。在古代汉语中，“西”代表着中华之外的世界，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称呼，更隐藏着一段漫长的传播故事。

那么，西瓜究竟何时传入中国？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要解开这个谜团，我们首先得回到西瓜最初出现的历史端点，探索其原产于何方。

主流观点认为，西瓜原产于非洲，那片古老而神秘的大陆，在远古时代，曾覆盖着大片茂密的森林与草原，形成了极为复杂多样的物种系统，其中便有西瓜的先祖。而最早开始人工种植西瓜的很可能是古埃及人，这一点在一些诸如法老墓穴的考古研究中已得到证实。其后，西瓜开始沿着陆地与海上的贸易通道向欧亚大陆扩散，到了公元前4世纪左右，传到了中国旁边的中亚与印度地区。

然而，也有观点认为，中国早在远古时期就已经有了西瓜，且很显然不是外传而来，而是原产的。其证据是在一些远古文明遗址，比如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中，发现了“西瓜”种子。但经过诸多学者多年研究分析，基本证明这些种子都是冬瓜种子。一个“冬”，一个“西”，两码事。

此外，还有观点认为，在战国时代，中国就已有了西瓜。但考虑到战国时代的国际贸易并不发达，与中亚或印度地区的贸易往来稀少，因此，这种说法似乎站不住脚。

实际上，与“瓜分”一词相关的那个“瓜”，指的是土生土长于中国的薄皮甜瓜。这是一个误会。

到了西汉时期，在与匈奴人的漫长战争中，这个强大的王朝逐渐控制了西域，开始与遥远的国度展开超长距离的国际贸易，大量的新物种沿着陆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此时，西瓜传入的可能性开始急剧提高。

遗憾的是，尽管西汉时期的古墓中发现了疑似西瓜种子的古老遗物，但经过科学鉴别，发现皆是冬瓜种子。另有一些西汉时期的典籍中，频频提到一种“寒瓜”，在明朝李时珍所著《本草纲目》中，则称西汉时期的这个“寒瓜”即为西瓜之别称。但问题在于，李时珍生活在公元1518年到1593年，距离西汉王朝存在的时间（公元前202年到公元8年）已有1500余年，焉能以一个后世的说法来证明一个古代的问题？

到了东汉、三国、西晋、十六国、南北大乱世，尽管时间长达500余年，但关于西瓜传入中国的证据仍然阙如，还是寒瓜满天飞。

然后到了隋唐，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高度国际化的时代，万国来朝，西瓜传入的可能性比此前要高许多倍。尽管1991年8月，西安一不法分子在倒卖文物时被警方抓获，赃物中有一只陶瓷西瓜，但经过某些学者鉴定，认为此物乃是以唐朝时期的特殊陶瓷工艺制作而成，也就是唐三彩。但也有学者认为，这只陶瓷西瓜是20世纪的“高科技产品”，并不能作为唐朝有西瓜的证据。

但无论如何，从隋唐，特别是唐朝时期，极其发达的国际贸易推断，要说没有西瓜来到中国，那也太令人匪夷所思了。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来了多少，有没有达到传入的层面。从有关隋唐经济与农业的大量文献记载中，很难找到相关材料，那么西瓜此时的到来，或许至多也就是出现在了某个外国使者进献给唐朝皇帝的贡物清单里，最后烂在了堆积如山的奇珍异品中……

终于，在五代十国乱世，西瓜传入的强力证据出现了。北宋文豪欧阳修在其编纂的《新五代史》中曾记载一事，称五代时期，有一个名为胡峤的中原人士，曾在北方的契丹居住7年。他在那里吃过一种名叫“西瓜”的东西，与中国的冬瓜大小相仿，但甜得多，其种植方法也很特别——“以牛粪覆棚而种”。这个“西瓜”也不是契丹原产，是契丹从回纥那里得来。

回纥，又名回鹘，是在隋唐至五代时期，广泛分布于中国西北至中亚的游牧民族。而中亚的西瓜产业，在隋唐时期便已极为发达，回纥存在着传入的一大条件。另一大条件与回纥的宗教信仰有关。隋唐时期有一产生于古波斯王朝的宗教，自西域传入中国，即摩尼教，这种宗教后来成为回纥的“国教”。据后世学者研究，摩尼教主张吃素，多食瓜果，瓜果中又以西瓜为主，因其认为西瓜子蕴含光明能量，称为“光明子”，而摩尼教的教义正是崇尚光明。

回纥人曾经分布于今天的新疆、内蒙古、甘肃等地区，其沙质土壤都极适宜种植西瓜。尽管尚无这方面的考古证据加以证明，但从天时、地利、人和上来推断，回纥有一定规模的西瓜产业的可能性很大。契丹曾多次对回纥用兵，从人家那里抢得西瓜种子，以及若干通晓西瓜种植之术的回纥人，也就大有可能。

至此，西瓜已在中华大地的西北与北方地区达到传入的层面。在那之后，就是向南而下，到达中国古代农耕文明的核心区域。

再之后，西瓜就开始大量出现于文献记载与诗词中，如文天祥就曾写过一首《西瓜吟》。成书于元朝时期的农业书籍《农桑辑要》中，载有西瓜种植之法，并称其为“种同瓜法”——与种甜瓜类似。另一部在元朝时期影响甚大的《农书》，则写明了，西瓜之种植不仅是“种同瓜法”，而且是由北传南。

到了明朝，西瓜之种植已遍及黄河、长江流域，品种繁多，产量巨大，也是从此时开始，中国开始稳居西瓜强国榜的第一位。